台媒 两岸青年可站在同一边

17/08/09

  台湾《工商时报》28日社论指出:全球化与科技化浪潮方兴未艾,理论上“世界越大,心越宽”。小国因此有跳级发展的可能,例如肯亚成为行动支付的示范国;新创公司因此有异军突起的可能,例如Google、脸书、 BAT(百度/阿里/腾讯)等等百家争鸣;大国因此有强益求强的可能,美中(G2)争锋已说明一切;企业集团因此有跨国壮大的可能,鸿海立足台湾、布局全球即为显例。

  然而,明明“世”有可为,昔日曾创造经济奇迹的台湾,为何如今却落得台湾工总发布的白皮书所痛陈的“六失”之地?“统独”之争凌驾一切,绝对是最大的关键!它让台湾朝野以“心越窄”的“锁国”态度,面对“世界越大”的时潮。可悲的是,当台湾不进则退,别人顶多掉几滴假惺惺的眼泪,却不会停止后浪淹没前浪的脚步。

陆生:我们这边、你们那边两岸青年可站在同一边

台大同学与北大同学一同在北大西门合影。(洪鑫诚提供)

  工总白皮书语重心长地说,台湾整体投资环境正极速走向崩坏,面对政府失能、社会失序、‘国会’失职、经济失调、世代失落,台湾失去总体目标的诸多现象,过去我们总是祈求“天佑台湾”,如今许多企业只能选择“告别台湾”。或许有人会说,工总代表企业界,商人向来无祖国,有奶便是娘,其白皮书所言不值一顾。这种说法,却正反映当前台湾社会以人废言的“理盲”弊病,谁又想当失根的兰花?

  不论是挺蓝的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还是立场中性的工总理事长许胜雄,他们都是见多识广、事业有成的经营者,却对台湾的政经困境百般无奈,甚至发出“告别台湾”的悲鸣。如果我们继续无视企业界沉痛的发言,甚至将其斥为是资方对劳工的恫吓或对政府的要胁,那么等到产业进一步空洞化,22K果真成为普遍的薪资水准,再来哭天抢地,就为时已晚!

  台湾之所以极速走向崩坏,许胜雄直指祸首是不负责任的政客与贪婪的选民。或许有人又会说,企业家也是一类“贪婪的选民”,不必装清高。诚然,企业家往往是既得利益者,但台湾充斥不负责任的政客与贪婪的选民,却是不争的事实。因为政治人物为了讨好选民,一个个变成政客;胃口被养大的各类选民贪婪成性,总希望多点好处,少点付出;影响所及,施政与“立法”经常以一时的社会观感为依归,而不重长远制度的建立。

  而这一切的乱象,说到底都源于“统独”意识型态之争,扭曲了民主价值与法制精神。因为蓝“和中”与绿“仇中”的殊异,造成台湾政坛只问颜色不问是非,甚至出现“一个台湾,两种表述与双重标准”的奇特现象。当“和中”的马当局力推ECFA与后续协商,就被“仇中”阵营斥为黑箱,并掀起破坏力强大的318学运。当“和中”的马当局捍卫钓鱼台主权,力推东海和平倡议,就被“台独”精神教父的前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在东京打枪。后者力主“尖阁列岛(钓鱼岛)是日本的”,并盛赞右翼安倍政权推动的种种政经改革,包括引起日本民意与亚洲周边国家强烈反弹的《安保法》。

  在这样的脉络下,将未成年学生推到街头“反课纲微调”,虽名为拒绝黑箱洗脑、捍卫程序正义与决策透明的新“义举”,其实就是另一次“仇中独台”的政治操作。如果马当局威权专断可比“两蒋“时代,又岂容绿营县市首长主张不得告违法学生?

两岸学生在胡同里喝酸梅汤。(洪鑫诚提供)

  6月15日电 在台湾大学读书的大陆学生洪鑫诚曾和他的台湾同学们一起到北京大学交流。到达北京后,洪鑫诚注意到,两岸学生交谈时常用“我们这边”和“你们那边”这样的短语,只不过这一次,身为台大的学生,洪鑫诚被归到了“那边”。

  也正是这样特殊的位置,洪鑫诚得以从横跨两边的视角观察这次交流行程,并记述成文,以《两岸青年人可以站在同一边》为题,发表在15日的台湾《旺报》。

  文章摘编如下:

  两周之前,站在我身边的这些台大系友们,大多还在空中构建对于北京的想象,他们中的大多数并未到过“彼岸”。最早迎接他们的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恢弘的T3航站楼。

  “也太大了吧!”一行人簇拥着,张望着,向出口走去,在接机的游览车到站之前,一副副口罩悄然爬上了大家的脸面。

  陌生,是我在这个团里最先察觉的情感属性。“预想的北京”和“真实的北京”之间的落差,正要被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和脚掌丈量。

  当晚,作为全团唯一的陆生,我顺理成章地做起了“地陪”。即便我的家乡与北京的距离并不比他们更加亲近,然而我总还是会被当成这片土地的主人,当他们在问句的开头使用“你们这边”的时候。

  我带他们走进了饭店隔壁的一家“沙县小吃”,彼时当下,我就像把这些彼岸的同龄人带入了我的童年一般。“沙县小吃是什么?”我想,“沙县小吃在北京”算得上是一个“嘉义鸡肉饭在台北”的概念吧。

  我说:“我们那边有很多,后来开遍全国。”舍友点了一份煲仔饭,吃得津津有味,却和正宗的“沙县小吃”没有一点关系。我替他可惜着,一边往嘴里送了一口拌面,面条粗了点,没有我家门口的那摊做得入味。

  第二天,我们中的大半便都摘掉了口罩。阳光大方地洒在大家的脸上,天是蓝的。北大国关学院举办的欢迎会暨始业式是轻松而细致的,“台湾大学—北京大学校园菁英计划”的横幅是学院四下唯一可见的正体字。

  在自由座谈中,我又听到了“我们这边”和“你们那边”这样的短语,只不过这一次,身为台大的学生,我被归到了“那边”。这种“以假乱真”的戏码,这些年重演过多次,我已有些疲于应对了。

  窗外的老建筑,在这样风和日丽的天气下,浑然天成地营造出一种鸟语花香的意境来,想必和我一样在众人的口若悬河里,分出一半个心去“游山玩水”的大有人在吧!

  就在这样的北大里,阳光一次次地让人睁不开眼。被期待成为“菁英”的两校学生从认识到相知,直到有些措手不及的别离。

  在两岸来回穿梭已久的我,都不免觉得一切太快了一点,确实,以不到两周的时间来说,这个“北大访问团”的“访问”行程太多,“北大”因素太少。欢送晚宴上,北大学伴们也不禁抱怨:“我们都没太多机会陪你们。”然而,十多天的记忆中,最令大家难忘的片段,却始终很难离开北大。

  “北京什么都是大的。”

  “我觉得还是从学伴那里学到的东西最多。”

  “北大同学的视野,比我想象中开阔。”

  “我原以为两岸之间的差异会成为北大学生和台大学生交流的障碍,结果完全不是这样。”

  “认识了你们之后,我更想去台湾了。”

  以上种种,既有台大学生的心声,也有北大学生的感慨。我听到最多的关于此行的积极评价,大多就像这样。既亲历又旁观的我,看着大家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也体认大家不曾改变的立场。

  政治很难不复杂,友谊可以很简单。我相信最好的感情一定发生在人格独立的个体之间,并且植根于平凡的日子里。名头很大的“台大北大菁英团”,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也就不算太“名不副实”了。

  今天北京的夜色是微微模糊的,和行程最初的那一天并无二致。我们拉着大小行李,觉得每一步都离台湾更近。同伴们手持相机走走停停,我听见行李箱滚轮与地面的摩擦声,听见最开始到现在一如既往的欢笑声,听见镜头定格画面的快门声。在这些微微作响的尾声里,我思考着如何提笔写下这则故事。

  “安河桥是一座特别的桥吗?”“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在那场景之外的人,实在也很难读出这一问一答背后的特别。我想那位发问的台湾文青,肯定是听过宋冬野的《安河桥北》吧,宋的专辑曾在台湾红极一时,某种程度上建构着一种听者对北京的想象。

  当“仇中“成为一种信仰,任何破坏法制的手段假改革之名,就无一不正当。偏偏蓝营握有依法执政的权柄、在“国会”又拥有过半次的席次,却投鼠忌器,竟让行政权被“立法权”绑架,多数党被少数党霸凌。这不仅是领导人的无能、政府的失职,更是民主法制的大不幸!因为人民从执政党的一再懦弱退缩中,学习到“会吵的孩子有糖吃,奉公守法的是白痴”,也就理所当然地越变越刁。

  执政党已在亲身示范一个百年政党的隳坏,而且是自作孽不可活!但成军半甲子的绿营也别太得意,尽管目前大选情势看似大好,但政党再轮替后,就必须直面“六失”问题,以及诸多与中国大陆无关的发展挑战。其中荦荦大者,包括两化(少子化、老年化)与四缺(水电地才),凡此种种绝非高举意识型态的政治学就能消解,而皆需以高度的科学智慧应对。

  此时此刻,站在两周之前我们所站的地方,我的耳边总是夹杂着这段发生在北京地铁上的不算聪明的对话,搭配着宋冬野苍劲的歌声。多么像是如今发生在两岸人之间多少对话的缩影。

  “我知道,那些夏天就像青春一样回不来。”而我们,还能再讲很多遍,关于那些天,来自两岸的年轻人们,共聚一堂的片段时光。(洪鑫诚/台湾大学政研所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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