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婚礼前突然分手 不合身份的寒酸(图)

17/10/15

  婚礼前分手

  他起诉索要177万余元彩礼

车到家乡已近午夜,父亲站在路边等我回家。新京报记者 兰斯 摄

  这177万彩礼包括婚房装修费、婚宴费、购车费以及相机、香奈儿包包等

  感情不在了,哪些情况下彩礼要退还

  说好要一起白头,却在婚礼前分手了。既然分手了,那就把交往时的钱算算清楚,因为那不是一个小数目。杭州西湖法院近期开庭审理了一起婚约财产纠纷:小伙要求姑娘返还彩礼,金额高达177余万元。

  情人间出手越来越大,这类纠纷也日益常见,分手时钱到底怎么分?

  在国外时他们是邻居

  回国后感情发展

  异地恋甜蜜艰苦

  男人,今年32岁,原籍湖北,2008年移民国外。2009年,吴某认识了比他小四岁的姑娘,杭州人,两人住楼上楼下。后来,两人学成回国,也一直保持联系。

  2013年,两人成了男女朋友,男人在上海工作,姑娘在杭州工作,开始了甜蜜又艰苦的异地恋。

  2014年,男人买了价值13万元的钻戒向姑娘求婚,姑娘答应了。之后,两家人敲定两人婚礼日期为2015年5月,然后开始忙着订酒店、通知各自的亲友参加婚礼。

  感情终止于婚礼前

  他说是琐事

  她说因为房子

  关于这段感情最终还是未能以结婚而圆满的原因,双方各有说法。

  男方说,准备婚礼的各种琐碎让两家人开始出现矛盾,婚礼前2个月,双方实在有太多争执,经过多次努力调解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最终这婚也没结成。

  女方说,是因为目前国内的婚房是女方父母提供的,房产产权也是登记在女方父母名下的。当初男方答应在国外买房的,因为男方已经移民了,结婚后迟早是要到国外去生活的,但是后来一直没买下。一次次失信,让女方家庭对男方家庭彻底失去信任。

  彩礼怎么还

  双方同意调解

  纠纷就此了结

  感情没了,算钱吧。

  男方说,从恋爱以后,他为姑娘花了很多钱,婚礼准备期间,按照传统婚姻习俗,以现金、银行转账等方式,他家陆续给了姑娘家彩礼155万元及数码相机、名牌包、鞋等物品,共计177万余元。

  而她只送他过“一根皮带”。

  庭辩激烈,姑娘说不是这样的:这分批打过来的钱不能算彩礼,分别是婚房装修费用50万,婚宴费用50万和购车费50万。而且相机、香奈儿包包等都是他在各个节日送给她的礼物,更不能算是彩礼。

  另外,她曾说过她会把男家给的没有花掉的钱如数退还,已经用掉的钱计算清楚以后再还。

  最后,庭审结束后,法官在征求双方同意的前提下进行了调解。经过将近两个小时的调解,最终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女方返还男方51.5万元,女方将奔驰车、钻戒还给男方,双方纠纷就此了结。

  哪些情况下彩礼要归还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确定什么是彩礼。

  律师说,这类恋爱中交往的礼物在分手时能不能还回来,确实情况比较复杂。一般来说,“彩礼”是一种基于民间风俗习惯的,比如双方订婚,通过媒人交换的这些应明确认定为“彩礼”,如果后来不结婚了,那是可以要回来的。

  但是,现在城市里这些恋爱中的交往送礼,确实也很难算彩礼,在一定程度上都被视为普通朋友间的赠予,那么所谓“赠予合同”,一旦赠出,就不能撤销,即不能反悔。所以是不能要回来的。

  但在司法中,法官考虑的又会更多一些,比如会考虑到礼物的价值,资金来源,如果是一辆车,一套房等,尽管当时是赠予但是目的一般都是用于婚后双方共同生活的。如果后来不结婚,尽量要保护债权人的利益,那么还是要归还的。

  所以,曾经有过官司,男方与女方交往时赠送宝马,最后法院判女方归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

  (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

  (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

  “常青树”父亲背后的为官苦乐

  父亲姓名:兰木春 年龄:51岁

  职业:某地农委一把手

  很久以来,我对父亲颇有微词。因为我们家“不合身份”的寒酸。

  作为当年的政坛明星,18岁从政的父亲当过地方大员,也主政过地方经济,面子上,是全家族光耀门楣的牌匾。 少为人知的是我们家的寒酸。虽然常被调侃为“官二代”,但“为官=发财”的链条在我父亲身上失效了。三十年的职业生涯如今已至暮年,我们家依然挤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房子里。

  每年春节,父亲的公车是全家族的回乡工具。去年,公车改革后,亲戚们都是开私车返乡,而我和父亲挤上客车灰头土脸地回去了。

  父亲手握的权力没有带来过财富,这是我和母亲对他最大的怨言。但反腐大潮过后,父亲的生存智慧却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在清贫和暴富之间,父亲带着我们,选择了最安详的那条路。

  ■ 同题问答

  1 父亲最常说的一句话:

  船到桥头自然直。

  2 用一个词总结父亲的2015:

  如释重负。因为2015年比2014年过得好,2014年过得不容易。

  3 2016年父亲的愿望:

  希望儿子早点儿找个对象结婚。

  车到家乡已近午夜。

  父亲打来电话,“小李去接你了,他开的是他的私家车”。

  小李是父亲的司机。在外漂泊十年,每年返乡,我都会在火车站看见父亲那辆黑色的公车。而父亲总有合适的借口能派出车接我,出差、开会或者考察。

  但从去年开始,父亲中断了惯例,“你自己坐客车回来吧,单位的车一律不让用了”。

  据说今年,精明的小李主动用私家车充当了公车,只要油钱报销就行。

  打开小李那辆本田轿车的门,小李笑着说,“今年你爸又要找你谈谈了”。

  这几年,父亲一直让我报考公务员,估计又是谈这事儿。

  偶像

  父亲曾是我的偶像。

  我24岁时,是报社的菜鸟记者,在车祸和菜场里开始我的职业生涯。那年夏天,父亲每次来北京看我,都对我的T恤裤衩头疼不已,“参加工作了还穿成这样,像什么话?”

  父亲24岁时,已是乡镇党委副书记,按照今天的时髦术语,他是县城政界的政治明星。我常想象那时的父亲戴着茶色眼镜,穿着布料缝出来的西服,规划着一个镇的未来。

  “你爸有能耐,像你这么大时,他能带着几百个农民去修水利,没人敢不服他”,奶奶见我就说。

  上世纪80年代初,父亲从高校毕业,被分配回家乡的镇政府。从科员开始,父亲在镇政府开始了仕途:宣传干事、组织科长、副镇长……

  于是,我幼年的记忆和政府公车密不可分。最早是开着政府的大吉普车出去旅游。后面的车厢空荡荡,我趴在墨绿色的车窗上,辨认窗外路过的货车。

  后来是一辆白色桑塔纳。那是我年幼时最大的自豪,那时候,轿车是奢侈品。坐在副驾驶的父亲摇下车窗召唤我,我跳着离开步行的队伍钻进轿车,骄傲着向小伙伴们挥手。

  父亲也是大家族的骄傲。每年春节回家,政府指派给他的公车,就变成了全家族的交通工具。车开进那个小村子时,就变成了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全村人侧目而视,我趴在车后窗,看村里的顽童们跟着车屁股跑。

  我跟着父亲的公车一起长大,小学时坐桑塔纳,初中时坐桑塔纳2000,接着是帕萨特和丰田……

  寒酸

  “你过时了”,只有去年除夕夜,我的顶撞没有惹来不欢而散。父亲突然哑了,坐在沙发上,很久没有说话。

  那个夜晚,他一直在玩“愤怒的小鸟”,而我从游戏声音听出来,他一直被堵在相同的关卡。

  “有权比有钱重要,有钱比有名重要”,这是父母对我的教育。我曾深信不疑。

  直到八项规定越来越严,父亲再也不能用公车来接一大家子的亲戚们。去年除夕一大早,父亲给亲戚们打去电话:“今年你们自己坐客车回老家过年吧。”

  “我们自己开车回去。”

  他们都早已买了私家车。最后,父亲带着我们全家坐着客车回到了乡下。为官数十年,我们家居然渐渐成了亲戚里的破落户。

  村里停满了各式各样的私家车。拎着黑色塑料袋从客车上挤下来时,我恍惚觉得有些羞耻。

  我问父亲,“咱们家不买辆车吗?”

  父亲不说话。

  父亲已没存款再买私家车。我家的房子至今还停滞在20世纪末的模样里,铺满过时的蓝花瓷砖,和翘皮的墙纸。

  直到我读大学,我们家才有了第一台空调和电脑。离家读书前,一个第一次到我家做客的叔叔一脸愕然,“书记家里这么寒酸”。

  账本

  我家有个账本,父亲每退回一笔礼金,他都会在账本上记下来,贴上退款的银行单据。高峰时,每年都能记下两三本。

  2004年,我和父亲一起算过全年的账本。那一年里,我父亲退回别人送的购物卡和现金就有接近30万,还不包括无法换算成现金的土特产和玩具等。

  当年的“政坛明星”,如今的外号是“常青树”。“常青”,因为父亲会算政治账。

  “如果我不把这些钱退回去,恐怕没过多久我也会出事。”父亲说。

  28岁时,父亲成了某实权部门的一把手,至今,历任无数次换届,也遇到过手下集体腐败被纪委调查的危险时刻,但父亲始终清白不倒。

  可那,也是他人生的最高点。每年要提拔,父亲的名字都名列榜首,热闹过后,父亲注定名落孙山。“我是个民主招牌,没有我,群众会说不公正,这么好的人不提拔,但上面没人,不可能提拔到你。”

  二十年如一日,父亲如履薄冰地当着常青树。父亲说,“官场生态,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不去当任何一根绳上的蚂蚱,但也不至于一下就被弄死”。

  明面上,父亲依然风光,但我们的生活渐渐只有一个面子。春节回家,要盛装奔赴各类应酬和饭局,父亲同僚的家族产业越做越好,开礼品店专供政府,凑上房地产泡沫开发房产,弄几个互联网项目忽悠政府经费,只有我们家,靠着父母的工资奖金。

  因为坚持不开窍的官场智慧,母亲和父亲陷入过无止境的争吵。

  我从没责怪过父亲。几年前,父亲决定每个月都从自己的工资里支出一部分,给一个勤勉一辈子的老临时工发养老金。老人上门感谢,我单独接待了他,他拍着大腿说,“孩子,你爸真是个大善人,可他怎么就升不上去呢?”

  英雄

  我始终不清楚,在公车所带来的荣耀感和晋升无望的挫败感之间,哪一个对父亲的影响更多。他成了家族的牌匾,亲戚家的红白喜事都一定要有父亲的出场,亲戚子女的工作,都要父亲出面来解决。

  但除了这些,家庭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并且,随着退休日期的临近,财政日益成为父母心头的头号隐患。

  几个月前,我的几个童年玩伴,同为家乡的官僚子弟,组织了一次出国游。接过父辈的枪,他们都是各个机关单位的公务员。他们得意地建了个微信群,玩笑夸张而狂妄,“能进这个群的都是太子党”。

  我不屑于此,但我难忘在饭桌偶遇时,父亲望向我的眼神,那分明是责怪我,我原本可以留在家乡,和他们一样,成为标准的官宦子弟。

  这几年来他坚持要我考公务员,变成北京某部委里的秘书“小王”,理由依然是个面子,“隔壁家在公安部上班的孩子,春节回来政府都要专门接待”。

  去年除夕夜,是我和父亲第一次达成一致。

  原因很苦涩。去年是父亲最后一次冲击提拔的机会,有内部人士言之凿凿,上头今年表态要提拔父亲。有一个月,父亲每天都给我电话,说说提拔之后的工作规划。

  年底,不出意外地,父亲又一次失败了。他颓唐地意识到,自己攀登事业巅峰的努力到此为止。他告诉我消息时,我说:“我不想像你,给别人当孙子,一辈子为别人活”。

  沉默了一会,父亲答了声,嗯。

  “回头想想,我的人生也算圆满。”父亲说。

  去年,一个和父亲私交不错的省级官员突然落马,父亲去探望了他病倒的母亲。 回来后,他给我打了个电话,“我们良心上不亏欠什么,不发大财,但一家人日子过得舒心,如今反腐越来越深入,没想到活到现在,大家终于平等了”。

  午夜,父亲又在路边等我,我却什么也不想说。在我内心里,哪怕他不再是偶像,也始终是我的英雄。

  除夕夜快乐,愿父亲快乐。

  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

  本报通讯员 西法 本报首席记者 肖菁/文 梁津铭/绘

  新京报记者 兰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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